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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分分彩2019计划软件:組織起來的中國,就能無敵于天下

2019-05-24 15:06:43  來源:生民無疆   作者:生民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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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戰爭以來,孫中山才是真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關于“西風東漸”問題,孫中山批評道:

  【近來歐洲文化東漸,他們的政治、經濟、科學都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聽到歐洲的政治學理,多數都是照本抄謄,全不知道改變。所以歐洲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說是爭自由,中國人也說要爭自由,歐洲從前爭平等,中國人也照樣爭平等,但是中國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這些地方。如果專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他們便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一定不來附和。(《三民主義·民權主義》)】

  孫中山明確指出,中國面臨的嚴重?;?,都是西方一手造成的,西方列強給中國帶來了三大致命禍患:

  【我們民族是受什么禍害呢?所受的禍害是從那里來的呢?是從列強來的。所受的禍害,詳細地說,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這三件外來的大禍已經臨頭,我們民族處于現在的地位,是很危險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中國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是西方列強的政治壓迫、經濟壓迫:

  【至于戰敗的賠款,甲午賠于日本者二萬萬五千萬兩,庚子賠于各國者九萬萬兩,是屬于政治武力壓迫的范圍,當不能與經濟壓迫同論,且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尚屬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屬之損失、僑民之損失,更不知其幾何矣。這樣看來,此種經濟的壓迫真是厲害得很了。

  統共算起來:其一、洋貨之侵入,每年奪我權利的五萬萬元;其二,銀行之紙票侵入我市場,與匯兌之折扣、存款之轉借等事,奪我利權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三,出入貨物運費之增加,奪我利權者約數千萬至一萬萬元;其四,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地價三樁,奪我權利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五,特權營業一萬萬元;其六,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者當在幾千萬元。這六項之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此每年十二萬萬元之大損失,如果無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于亡國種滅而后已!(《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么樣大,人口是怎么樣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試看美州的紅番。從前到處皆有,現在便要全數滅亡。所以我們曉得政治壓迫的厲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更厲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消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么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遭此?;?,原因到底在哪?

  是清政府太專制嗎?說清朝的制度與文化落后,說中國兩千年傳統社會是“封建社會”,那都是“西方中心論”與“殖民文化心態”的思維定式。

  孫中山認為,中國沒有“專制”的文化土壤: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鬃鈾擔?ldquo;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由此可見,中國人對于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三民主義·民權主義》)】

  在孫中山看來,恰恰相反,在“專制”問題上,中國比歐洲好得多:

  【中國自秦以后,歷代的皇帝都只顧皇位,……人民對于皇帝只有一個關系,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系。因為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中國人民直接并沒有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受間接的痛苦。因為國家衰弱,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沒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窮財盡,人民便受貧窮的痛苦。這種痛苦,就是間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當時人民對于皇帝的怨恨還是少的。

  但是歐洲的專制就和中國的不同。歐洲由羅馬亡后到兩三百年以前,君主的專制是很進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厲害的,人民是很難忍受的。當時人民受那種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極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行動不自由。這三種不自由,……(爪哇)歸荷蘭的政府管理之后,無論是中國的商人,或者是學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輪船一抵岸,便有荷蘭的巡警來查問,便把中國人引到一間小房子,關在那個里頭,脫開衣服,同醫生從頭到腳都驗過,還要打指模、量身體,方才放出,準他們登岸。登岸之后,就是住在什么地方,也要報明,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別的地方去,便要領路照。到了夜晚九時以后,就是有路照也不準通行,要另外領一張夜照,并且要攜手燈,這就是華僑在爪哇所受荷蘭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動不自由。……由此人民都很難忍受,歐洲人民當時受那種種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所以一聽到說有人提倡爭自由,大家便歡迎,便去附和。這就是歐洲革命思潮的起源。(《三民主義·民權主義》)】

  難道,是因為中國社會不平等嗎?孫中山認為:非也!恰恰相反,歐洲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要比中國厲害得多!

  【因為中國政治的進步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歐洲就是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兩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壞處,才發生平等的思想。……歐洲的專制要比中國厲害得多。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世襲制度。當時歐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貴族,代代都是世襲貴族,不去做別種事業;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襲一種事業,不能夠去做別種事業。……中國的好處是只有皇帝是世襲,……至于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國古時都是可以改換的。……中國人向來不懂什么是爭自由平等,當中原因,就是中國的專制和歐洲比較,實在沒有什么厲害。(《三民主義·民權主義》)】

  既然如此,為什么要推翻清朝呢?

  孫中山指出:中國人民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太自由;在古代,這是“萬民天放”;而今,則是“一片散沙”。

  【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兩種批評實在是互相矛盾。中國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們趁早就要參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變成很堅固的團體,到了那個時候,散沙便不能夠活動,便沒有自由。所以中國人現在反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

  按照孫中山的分析,清朝的主要問題并非“專制”,而是清政府腐敗無能,其組織領導能力嚴重不足,導致國家的資源不能轉化為“綜合國力”,無力對抗西方,才使中國墜入深淵。

  孫中山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要通過建立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將一片散沙的人民凝聚起來: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并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外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國人常嘆,清朝GDP世界第一,卻敗給了英國,甚至敗給了日本。原因何在?如前所述,除了急需富國強兵之外,就組織而言,清朝的體制屬于傳統的“太平模式”,不勝任于西方式的“叢林模式”,所以必須轉型。所謂轉型,按照羅素、托爾斯泰的說法,中國要用兩千多年前的“諸夏戰國”的模式,來應對“全球戰國”的現代世界。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

  【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或宗教的優越其他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們,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事實;非西方人卻從未忘記。(《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譯,新華出版社,2010,第30頁)】

  中世紀以來,歐洲國家皆由“部落血緣”變為“國族地緣”,在持續千年的內外征戰中,不斷提升組織力與動員力,由此形成的所謂“契約社會、民族國家”,實際上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戰斗序列”,即所謂“軍國體制”。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

  【日本能采納和利用西方強國的手段,并將它們用于自衛及后來的勢力擴張。相形之下,中國卻不能重新組織自己以迎接西方的挑戰。(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董書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83頁)】

  西方列強是依靠軍國主義(一種極具組織力與動員力的戰爭機制),以國家的綜合實力,實施對外侵略的。落后國家,只有建立起舉國體制,才能應對這事關生死存亡的“挑戰”。

  孫中山認為,必須以積極的態度,把千家萬戶組織起來,把全國百姓團結起來,從而建立強有力的政權,以全民族的力量,抵抗一切來犯之敵。

  【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于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付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來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斗。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孫中山又說,必須以國家的力量來發展實業,才能抵御外國的經濟侵略,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

  【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中國)統一之后,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業實業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業,象鐵路、運河都要興大規模的建筑;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貨藏于地,實在可惜,一定要開辟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的貨物,都是靠外國制造輸運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人工人都有工作。(《三民主義·民生主義》)】

  孫中山還宣稱:

  【“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三民主義·民生主義》)】

  早在19世紀上半葉,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就主張,一個國家在向工業強國轉變的時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有意識、有目的地予以推進。[8]1912年8月13日的《國民黨宣言》中說:

  【“采用民生政策,將以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

  對此,孫中山充滿信心:

  【用亞洲人和歐洲人比,從前以為世界上有聰明才智的只有白人,無論什么事都被白人壟斷。我們亞洲人因為一時無法可以得到他們的長處,怎樣把國家變成富強?所以對于國家富強的心思,不但中國人失望,就是亞洲各民族的人失望。……當歐戰停止之后,列強在華賽爾討論世界和平,日本的國際地位列在五大強國之一。提起關于亞洲的事情,列強都是聽日本主持,惟日本馬首是瞻。……從前以為歐洲人能夠做的事,我們不能夠做。現在日本人能夠學歐洲,便知我們能夠學日本。我們可以學到像日本,也可知將來可以學到像歐洲。(《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但是,建立一種能夠有效應對外部巨大壓力的全民組織制度,難度極大。

  組織問題,就是當今的熱門話題:“政治體制”問題。

  中國傳統政治傾向于揚棄權力與強制力,“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缺少組織力與動員力,往往不勝任于大型戰爭,尤其不適合于近現代的“全球戰國”環境。在傳統時代,打仗似乎只是政府和軍隊的事,與地方及百姓無關。

  所以,孫中山提出“轉型”:建立具有最大組織力與動員力的“舉國體制”。

  客觀地說,中國共產黨人才是孫中山思想的實踐者、孫中山理想的實現者。“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復:是同意的。”(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辛亥革命以后,中華大地一直四分五裂,內亂不已,外患不止。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將中華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關口,國人覺醒,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攜手共赴國難。

  在抗日戰爭的大部分時間里,較之中國,日本在軍事、經濟和國際環境上,均占有絕對優勢。

  毛澤東承認,作為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日本,的確是世界經濟強國、軍事大國,而中國則積弱積貧。但是,在毛澤東看來,日軍并不可怕,只要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一定能贏得最后的勝利。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中指出:“必須拋棄單純的政府抗戰的方針,實現全面的民族抗戰的方針。”

  早在1936年12月,面對即將到來的全面抗戰,毛澤東說:

  【春秋時候,魯與齊戰,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后來被曹劌阻止了,采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造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軍戰勝強軍的有名的戰例。請看歷史家左丘明的敘述: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梢砸徽?。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當時的情況是弱國抵抗強國。文中指出了戰前的政治準備——取信于民,敘述了利于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敘述了利于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敘述了追擊開始的時機——轍亂旗靡之時。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卻同時是說的戰略防御的原則。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春秋時期,各國都基本沿襲西周以來的這種“耕戰結合”的“舉國體制”: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周;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周禮·大司徒》)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族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周禮·小司徒》)】

  在《管子》中有幾乎與此一致的記載,證實了春秋時期,全國各級組織既是政治組織、經濟組織,也是軍事組織。全體百姓平時守望相助,農忙時共同勞動生產,農閑時共同軍事訓練;戰時,這個生產軍訓的組織,按比例從各家抽男丁入伍,轉變為相應的戰斗隊?!妒?middot;秦風·無衣》描述了一種特別的戰友情誼: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春秋時期的軍事組織,都是由親情加友情結成的戰斗隊?;闋櫓墓儔?,基本是自小一起長大的,很可能相互間都是親戚。這樣的戰斗隊,無疑是充滿戰斗力的;反之,一旦民怨沸騰,其反叛力量同樣極其強大。因此,弱國對抗強國,人和就是生命線了。作為政府,只有取信于民,建立起舉國同心、上下同欲的環境,才能考慮如何作戰的問題。故《孫子兵法》云:

  【“一曰道,……令民與上同意(上下一致),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毛澤東十分善于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

  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

  【(抗日戰爭能否取得最后勝利)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p>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與國民黨軍以大兵團作戰為主的打法不同,共產黨采用了另一種作戰模式。

  1937年11月12日,根據戰局,毛澤東分析認為:

  【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勢是這樣的: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主要任務就是到敵人后方去,發動百姓實行敵后游擊戰。毛澤東從戰略高度評價游擊戰道: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于奔命。(《論持久戰》)

  整個游擊戰爭,在敵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敵人、鉗制敵人、妨礙敵人運輸的作用,和給予全國正規軍和全國人民精神上的鼓勵等等,都是戰略上配合了正規戰爭。例如……那里(東北三省)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鉗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八路軍、新四軍的目標十分明確,就是不斷將敵占區轉變為游擊區,進而轉化成我方的根據地,積小勝為大勝,以贏得最后勝利:

  【這種游擊區,經過游擊戰爭的必要過程,消滅或打敗了許多敵人,摧毀了偽政權,發動了民眾的積極性,組織了民眾的抗日團體,發展了民眾武裝,建立了抗日政權,游擊區就轉化成了根據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事實上,毛澤東所謂的“游擊戰”,是一種以舉國之力對付強敵的“全民皆兵”的戰爭模式。他是要把每一個根據地,乃至于游擊區,都發展成為融政治、經濟、軍事于一體的抗日力量?;瘓浠八?,就是要把廣大群眾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個政治目標一致的經濟、軍事單元。

  毛澤東強調,“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因此,“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游擊區也能夠進行生產》)。他希望:

  【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群眾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群眾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組織起來》)】

  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中告訴我們,共產黨一直在探索如何把群眾緊密地組織起來:

  【“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群眾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陜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

  1938年5月,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圍繞到敵人后方去建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毛澤東就明確要求:

  【和建立根據地不可分離的第三個條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裝部隊的力量在內,去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要從這種斗爭中去武裝人民,即組織自衛軍和游擊隊。要從這種斗爭中去組織民眾團體;無論是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商人、自由職業者,都要依據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斗爭情緒提高的程度,將其組織在各種必要的抗日團體之內,并逐漸地發展這些團體。民眾如沒有組織,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這個政權是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它應該團結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反動派作斗爭?!?/p>

  1945年底,毛澤東撰寫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一文,有助于我們全面了解共產黨在根據地的治理模式。其十條方針中,第三至九條分別為:練兵(利用作戰間隙,開展軍隊、民兵的群眾練兵運動)、減租(農民減租減息、工人增加工資)、生產(組織生產勞動)、財政(精兵簡政,節約開支)、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加強軍民關系)、救濟(組織群眾互助,救濟困難群眾)、愛護本地干部(培養和提拔本地干部)。正是通過這樣一種模式,整個根據地的軍民,逐漸形成了命運共同體。

  這個命運共同體的骨干成員,紛紛成為共產黨政治主張的實踐者:

  【1937年至1947年,11年時間內,我們黨的組織,由幾萬黨員,發展到了270萬黨員,這是一個極大的躍進。這使我們的黨成了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毋庸置疑,二百余萬新黨員,其中絕大多數就是根據地的百姓,他們可能依然是農民。通過將支部建在連上、建在鄉村,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抗戰時期的一致對外,解放戰爭的土地革命自然而然地轉變為這個命運共同體的行動主張,進而爆發出無可比擬的戰斗力。

  抗日戰爭中的事實一再證明,自稱孫中山先生衣缽傳人的國民黨,沒有認真落實“三民主義”。在國統區,國民黨也推行了保甲制度,規定“保甲之編組以戶為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長”(1932年8月,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事實上,國民黨的力量始終懸浮在縣衙之上,基本沒能進入到鄉村。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承認: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們早就有此體認,組訓民眾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墑敲裰讜謖降廝⒒擁牧α?,實在可說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隊紀律太壞,無法贏得民眾的好感,固然是一個原因;而民眾知識程度太低,缺乏國家民族觀念,也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再則,在暴君、污吏、豪紳、地主幾千年的壓榨之下,養成民眾茍且偷生的習性,“誰來了都納糧”的觀念先入為主,想要激起他們同仇敵愾的心,真是難乎其難。敵軍所到之處,偽組織即刻出現,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漢奸無時無地無之,可恥可痛孰有甚于此者?當然漢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沒有當漢奸的;但是所謂好人,也多半寧愿隨眾做順民,而不肯犯難當國殤的。如此民眾,欲其能在戰地積極支持作戰,未免可望而不可求。(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61頁)】

  和清政府一樣,國民黨在中國基層的影響力十分薄弱,因此,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機關撤離的地區,便成為孫中山所指的“一片散沙”的政治真空地帶。陳誠責怪“民眾知識程度太低”、“不肯犯難當國殤”的態度,可能是國民黨高層的主流認識,而這種思想正是造就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事實上,蔣介石采取德式精英體制,在效法德國的同時,卻忽略了彼方“總體戰”的架構。值得說明的是,我們絲毫沒有否定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做出的犧牲和取得的戰績;重要的是,抗日戰爭證明,國民黨政權沒有能力領導中國人民來應對西方設定的叢林法則。

  毛澤東堅信:

  【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于天下”。(《組織起來》)】

  無數走村串戶、深入田間地頭的共產黨人,用實際行動將人民群眾發動起來了。遍及各個角落的“民眾團體”,使得共產黨在根據地建立起強大的動員力。鐵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思想是正確的。

  據統計,從抗戰截至1944年冬,冀中抗戰地道已超過1.25萬公里。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的治安戰》記載“我方有的部隊因無戒備而突進,被手執大刀的敵人奇襲、包圍而陷于苦戰”。一個個游擊戰故事,其智慧令人嘆為觀止。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雁翎隊、武工隊、兒童團、婦救會,這些組織使敵占區的每個村莊都是日軍的前線,敵人除了龜縮于城市和炮樓,無處藏身。日軍守無可守,不逃即亡,敵占區就變成了我方的根據地。

  1945年4月,毛澤東說:我們“有一個強大的解放區,這個解放區包括9550萬人口,91萬軍隊,220萬民兵”(《兩個中國之命運》)。日本投降時,共產黨已擁有百萬大軍和數量龐大的民兵武裝,近百萬平方公里、人口過億的根據地。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通過游擊戰,從日寇手中收復了百萬平方公里國土,解放了一億同胞。這一數據,足以讓我們想象“一手拿鋤頭一手拿槍桿”的全民皆兵的壯觀場面,體會出毛澤東創造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的內涵。

  在解放戰爭中,共產黨的動員力——全民皆兵的模式,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比如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軍為80萬人,共產黨軍為60萬人??雌鵠詞槍簿隕偈ざ?,事實上,共產黨軍隊的背后,還有40萬民兵和超過500萬人的支前民工。國民黨軍多位將領,被民兵俘虜。這就是說,共產黨的參戰人員是整個根據地,而國民黨的參戰者僅僅是爾虞我詐、一片散沙的軍隊。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以最大組織力和動員力為特征的現代中國的戰爭機制,草創于國民革命與蘇區暴動,展開于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而后在朝鮮戰爭的國際舞臺上再次被成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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